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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17 《改变1995》歌词（部分，黄舒骏）“......
我没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 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储
这辈子最好安份一点 天才就怕不够天才
坏又不够坏 天天都想离开 却不知到那里才能换骨脱胎 属于我们的精彩早已经不复存在 ......” October 04 《战地摄影师》（War Photographer）
纪录片，曾获得2002年第74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2002年特拉维夫电影节最佳记录片、2003德国（Cologne Conference）科隆协会电影节最佳非虚构影片。
拍摄过程中，导演将一架特制的超小型摄像机挂在纳切威的照相机上，不仅使观众可以看到摄影师如何观察，如何拍摄，甚至可以听到他的每一次呼吸和每一次按下快门的声音。 影片由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一句话开始：“如果你觉得照片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的还不够近！”用纳切威的一段独白作为影片的开场白：“在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门就躲开，还是应该负起摄影记者的责任？” 由于摄像机的镜头是装在相机的后方，所以它录下的所有画面都包括了纳切威自己的相机和他按快门的手。其中有一个场面是波斯尼亚的一群妇女，因为目睹亲人的尺体被抬了回家，痛哭至失声。在这个场面的背后，总是看到纳切威的相机在画面下方前后挪移，他的手指“咔嚓、咔嚓”地按动快门。导演用另一部摄像机拍下纳切威不时拿出测光机测试光暗度的动作，而这一切全都发生在这群丧失至亲的妇女面前。影片快结束的时候，纳切威在纽约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摄影展，有无数的人为他鼓掌，但同样也有人对他的职业道德提出质疑，谴责他在创作时拍摄到那些炮火与灾难中无家可归的小孩时，遇到踽踽独行的老者时，甚至在一个刚刚失去最爱的亲人、失声痛哭的妇女旁边用感光器测光时为什么会如此冷酷？为什么不直接去帮助这些可怜的人们？纳切威确实也曾经为此烦闷不已，但是当他悟到什么样的帮助才最有意义的时候,他明白了他能给予这个世界最大的帮助、同时也是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让世界上更多的人透过他的照片真正认识战争的本质和所带来的残酷…… “一个人的成功是在努力工作之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至今，以“哈斯”命名的德国相机仍是摄影师们的首选，德国人以这样的方式几年已故摄影大师恩斯特-哈斯。
哈斯在回绝了《生活》杂志的邀请后，从家乡维也纳搭乘三等硬席火车到巴黎，去了玛格南。
他在给《生活》杂志的回信中作了解释，他说：“我想一般有两类摄影师，一类是专门为杂志雇用的，另一类是拍摄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从中得到好处。我想我是属于第二类。我也 认为一下子的成名会给人们带来成功，因为我相信一个人的成功是在他努力工作之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总感到，为了自己的信仰去走一条有点危险的路，比走一条轻而易举的路要好些。杂志有自己的计划，我也有自己的计划。有了计划但只停留在纸上不去试一试，这不是我的原则，我觉得为自己所定的目标去冒点险是值得的。” October 03 什么写在中国的脸上？摄影在19世纪晚期传入中国，肖像摄影一直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从晚清的官员肖像，《良友》封面的名媛摄影、斯诺拍的戴八角帽的毛泽东，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工农兵半身像、劳模照、领袖标准照，以及今天各种世上杂志的美女、明星和企业家的头像，几乎成为中国人在20世纪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公众文化的一部分。
从一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肖像照上，可以看出一个人几经沉浮的精神史。中国过去一百年的肖像摄影史，同样可以反映初中国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人性折磨，而其中的黄金岁月居然很少。从人类学角度说，肖像的谱系也是民族志，集体的灵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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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中国肖像摄影的黄金时期，在学术上可能只要用“民国摄影”一词就可以涵盖整个民国时期的文化美学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民国的肖像摄影又是民国摄影的一个最风情万种的品类，可能直到今天都很难再越过那个时期肖像摄影中的人性魅力和社会风情。民国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肖像摄影为“名媛摄影”和“经营摄影”，《良友》画报除了抗战时期和个别特刊外，在二十多年间几乎每期都使用一张“名媛”肖像作封面。一开始使用电影明星，像胡蝶、周旋，后来使用了并非明星但气质优雅的“名媛”。
民国的“名媛”主要指大户世家或书香门第出身的女儿，她可能不像电影明星很有名，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记者或者大公司职员，甚至待字闺阁，但气质不凡。“名媛”的肖像一般风情绰约而优雅动人，《色•戒》的原型郑苹如也曾经上过一期封面，她的父亲是于右任的秘书。所谓出身大户世家的概念在民国并不是指当时的大资本家，而是主要指清末的遗老贵族和文人世家，民国社会之所以会有“名媛”群体，在于由一个自诩为贵族和文化嫡传的晚清以来的末世群体，他们不仅嫡传国学和琴棋书画，还开风气之先接受西方最新的文化。尽管他们不再是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主导阶层，但还是拥有中上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上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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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肖像摄影另一大高峰是“精英合影”。尽管集体合影之风晚清就已开始，这符合中国人的个人对集体的归属感的传统，与集体同在的文化根性。但民国时期的“精英合影”更令人叹服，从蔡元培、胡适的自由派文人，黄宾虹的文人画群体，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共产党群体，甚至黄金荣、杜月笙的帮会群体。民国“精英合影”的一大特色是站位成散状，比如在一个花园假山石背景前，有的人站在假山上，有的人站在水边，前后左右站得自由散漫，每个人姿势各不相同，跟解放后的单位合影那种严密的一排排秩序化的排列明显有别，解放后这种纪律性很强的合影在晚清政府的合影中出现过，比如福建水师学堂的合影，留美幼童的合影，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民国时期的精英文人以自由主义、大义救国为己任，那是一个标榜个性、破除旧文化的年代。“精英合影”的美丽不仅在于散状站位的自由派文人和革命者的相处状态，还主要体现在那些人的人性魅力。那个时期的文化和政治精英还没有像1949年以后背负着意识形态的沉重约束，他们身上一半还处在传统之中，有一种儒家或使命的自律性在内心，并且文人、名媛、精英的脸上都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沉着和满足感。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的帮会领袖像黄金荣的肖像看上去也是气定神闲，章法有度，颇有文人气息，这也不是现在的黑社会老大所能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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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史不得不承认一种矛盾的历史现实，民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民国，一个是摄影中的民国，另一个是现实的民国。摄影中的民国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中产阶级、精英阶层、新文人、名媛、末代世家的充满文化底蕴和富足风情的社会生活，从照片上看就像一个欧洲社会的中国版。而现实中的民国却还存在着镜头之外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底层民众。正因为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形态，才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才导致革命的洪流不仅推倒了政治和资本的不平等，甚至还将民国掌握文化血统的中上阶级一棍子打倒，造成中国至今还达不到文化和时尚曾经在民国达到的高度、底蕴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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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国时期相比，今天的肖像摄影时尚中的每一个人都显得底气不足和浮于表面，甚至还比不上民国时期的黑社会老大那样的气定神闲，内心章法有度。从1949年倒文革前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不仅要背负起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还要彻底抛弃任何可能的人性享受。这种状况的心理惯性可能现在还没有彻底消除，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再度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正在进入一个无规则游戏和浮躁的时期。即使是经济领域的成功者，似乎也做不到气定神闲，自律自足，各种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倾泻而来。这使得今天中国的肖像摄影是一个人人模仿明星的公众表情，缺乏真是流露的人性。这种肖像特征在很多企业家名人摄影中可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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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01期《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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